牛津：传统与现代之间窗外泰晤士河边的树木在两周内绿了个遍，我在牛津九个月的交换生活也接近尾声。成立于11世纪（或更早）的牛津大学作为世界第二、英语世界第一古老的大学，至今仍享誉世界。我感谢在牛津的交换生活，不仅因为能与这所顶尖学府的学生、老师交流学习，更因为这次经历让我得以从英国本科生的视角审视这座古老的大学城中的种种独特的学术制度，了解它的历史和动态。学院制与图书馆Picture1牛津各学院有彰显自身传统的院徽，图片来自网络提到牛津，首先不得不提的是独特的学院制度。牛津剑桥两校闻名世界的住宿学院制度如今为许多中西方名校借鉴，但似乎只有牛剑两校至今仍保留学院间相在教学、招生、社交活动等方面的相对独立。牛津大学由38所学院组成，而其“学院”（college）的概念与我国高校中的“学院”（school）十分不同。来牛津后，我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学院是学什么的？”——事实上住宿学院并不按照学科划分，而是多学科结合的独立单位，和院系（department或faculty）不直接挂钩，而教授和tutor一般既隶属于某个系（如英文系、计算机系）又属于某个学院（如Hertford、StJohn’s）。例如国人熟知的剑桥三一学院就培养了如培根、牛顿、丁尼生等多领域的杰出校友，而我所在的HertfordCollege占地虽不大，但校友中不乏一些广为人知的名字，如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第一本英文圣经的译者威廉·廷代尔、《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还有因散文中的一句“Nomanisanisland”而为众多文青所青睐的玄学诗人JohnDonne。牛津大学还有丰富的图书馆资源，坐拥九十六座图书馆：其中三十多座是学院图书馆（下图为万灵学院图书馆），每个学院的图书馆全周24小时开放，但原则上不对外院学生准入；另外每个系往往有自己的图书馆，存放专业相关书籍；最著名的则是曾被钱钟书先生戏称为“饱蠹楼”的主图书馆（BodleianLibrary），而我和几个同学称之为“爆肚楼”，以期增进食欲。Picture2万灵学院（AllSoulsCollege）图书馆，图片来源李若愚学姐此外，一些组织和社团也有着自己的图书馆，如语言学习中心就有丰富的电影资源。最值得一提的是牛津联合辩论协会（简称OxfordUnion），这个成立于19世纪的学生社团如今规模庞大，每学期都会请来大量各界名流演讲或参加辩论，它也有着牛津最漂亮的图书馆之一（如下图），老图书馆天顶的亚瑟王主题壁画是19世纪英国拉斐尔前派著名画家WilliamMorris的手笔。Picture3牛津联合辩论社图书馆导师制、读书与写作与学院制并行的另一制度是本科生教学中的导师制（tutorialsystem），这一制度至今为牛津剑桥独有。牛津一年三个学期，每学期八周，本科生每学期只能选修两门课——更确切地说是两个主题（tutorialtopics），其中一个tutorial每周与导师见一面，另一个八周中见导师四次，每次见面都严格控制在一个小时，而大部分tutorial都是一对一的，导师制也因此常被誉为最“奢侈”的培养制度之一。而其他由各院系开的大课或讲座（lecture）则不要求注册，可以随意选择旁听，课堂也仅限于老师的授课。因而，平均下来每周强制上课（即tutorial）的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剩余时间非常灵活，但对文科生而言，学习强度远高于清华。Tutorial讨论的内容是课前写好的-词的论文，即八周中要写12篇论文，且由于第一周上课即要求带论文来，课前和假期阅读都是必要的。与tutor交流的过程因老师的风格而异，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学期选修的JamesJoyce，每次上课都如同走上被告席迎接交叉质询，在tutor抛出的各种问题上为自己的论点辩护，一小时下来往往精疲力竭，但这样的交锋与对话给学术写作和思辨能力带来的提高十分显著。当然，对人文学科的学生来讲，阅读量无疑是牛津学习的最大挑战。前两个学期我选修的维多利亚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都是阅读强度极大的主题，不含二手文献，每周阅读量平均在-页英文左右，第一学期阅读量最多的一周甚至超过页，因而从早到晚泡在图书馆、“忙得没时间听课”的窘境在这里经常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牛剑的导师制必然是最优越的，导师制下，本科生虽然每学期围绕两个主题进行大量的阅读和写作，但承担通识教育职能的大课/讲座（lecture）起到的功效事实上有限的，同学们没有太多时间较为系统深入地接触自己专业之外的知识，在与英国本科生的交流中也能发现他们的知识面常常不及清华的一些同学。我相信清华等国内高校若能在缩小课程规模、提高课程质量方面取得进步，在通识教育上有着极大的潜力。Picture4作为牛津主要地标的RadcliffeCamera是饱蠹楼系列图书馆的一部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在我看来，牛津不仅有着崇高的声誉，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作为一个亚裔学生，我更能体会到其在古老传统与当代发展趋势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在牛津的第二个学期，我选了“至当代的英语文学”，但由于我的tutor专攻后殖民文学，因而除了阅读伍尔芙、乔伊斯等代表作家外，我还涉猎了尼日利亚、加纳等国的现当代文学。一次tutorial上，tutor问我在英文系感觉如何，我表示比较适应，想了想又开玩笑地加了一句：“这是我见过的最白的系。”——这是实话，在英文系听课，常常偌大一间坐满学生的教室里只有我一个非白人，一开始还不太适应。结果她严肃地回答：“Ohyes—thewholeuniversityisintolerablywhite.”不仅学生，从教授团队来看牛津人文学科的非裔、亚裔教授也屈指可数，而在美国等地盛行的后殖民研究在英文系也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一般的英文系本科生的研读仍主要循着传统的英美文学断代谱系。较之芝大、耶鲁等美国大学，牛津学风的保守，除对欧美之外地区的文学的兴趣之淡薄外，还表现在文学教学研究中重文本而轻理论的趋向。此外，牛津“贵族学校”的传统形象与当代国际化、现代化的办学理念间也存在许多冲突——在前两个世纪，与以基础科学见长的剑桥相较，作为文科重镇的牛津大学曾一度成为英帝国文化输出的中心，而如今，对于如何面对殖民主义历史的争论也构成了牛津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在诸多争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正在进行的“罗德必须倒下（RhodesMustFall）”运动。塞西尔·罗德（CecilRhodes）是19世纪著名的英国殖民者，他创办的“罗德奖学金”素有“本科生诺贝尔奖”之称，在今年登陆中国后，其在国内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然而其在南非的统治也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该运动的争议正起源于牛津主干道高街（HighStreet）上的一尊塞西尔·罗德的雕像。在第二学期，我旁观了一场牛津联合辩论社组织的以“MustRhodesFall?”为题的辩论，有趣的是，双方的支持者中均有曾经的罗德学者，而正方（即要求拆除雕像）更全部由罗德学者组成。辩论中，反方的一位非裔媒体人表示，她不希望人们通过涂改历史来为现实政治做嫁衣，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雕像“知道自己是谁”；而正方则不仅指出该雕像事实上并未承担上述“铭记历史”的教育职能，更提出折衷做法，即将雕像移至学校的博物馆供人参观。此外，针对反方提出的“言论自由”，正方一位政治学学者代表尖锐指出人们必须区分言论自由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言论自由是个体的权利，而公共空间则极大程度上成为一个社群想象和定义自身的方式，因而雕像的去留显然不仅涉及人们对罗德的个人情感和观点……尽管此次辩论的核心仅是一尊雕像，但“罗德必须到下”运动的诉求较此远为复杂，以消除教育中欧洲中心色彩为目标的课程改革等等都已排上日程。前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Patten）在此前一次采访中曾就此事强硬表态：如果牛津的一部分学生对现状不满，那么他们应当“做好在别处接受教育的准备”（mustbepreparedtobeeducatedelsewhere）——此言被代表正方的一位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厉声斥为“令人震惊（simplyshocking）”。（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教授曾是来自英属巴巴多斯的罗德学者，也是正方代表中唯一的白人。）Picture5“MustRhodesFall?”辩论双方的支持者中均有罗德学者，图片来自Youtube视频此外，牛津一些带有贵族制色彩的传统（如正餐前宣读拉丁祷词）也在文化、宗教、种族多元化的当代语境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诟病。然而在我看来，这些抗辩和斗争正是牛津大学在新时代的生命活力的表征。也正因此，牛津才并未止步于一个在帝国余晖中迈步的中世纪大学——新的思想和新的血液仍在带来新的碰撞，这里过去接纳了、未来也仍将接纳无数奋斗不息的灵魂。撰稿：星火九期，英33侯崛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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