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自传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富兰克林是谁？以下来自百度：

本杰明·富兰克林(年1月17日—年4月17日)是美利坚开国三杰之一，被美国的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位人物第6名。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美国政治家、物理学家。同时也是出版商、印刷商、记者、作家、慈善家；更是杰出的外交家及发明家。

他是美国独立战争时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参与了多项重要文件的草拟，并曾出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成功取得法国支持美国独立。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经进行多项关于电的实验，并且发明了避雷针，最早提出电荷守恒定律。他还发明了双焦点眼镜，蛙鞋等等。本杰明·富兰克林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他曾是美国首位邮政局长。

其次，谈谈这本书的结构。富兰克林前后分三次写完自传。所以原书由“正传”，“正传续篇”，”续传“这三部加上最后一部别人写的”补编“组成这本《富兰克林自传》。这篇我将前三部合一，然后最后一部放到另一篇文章中。

最后，谈谈个人体会。富兰克林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在不了解他之前，会认为他是美国历史上某位总统般的伟人。其实不然，他只为美国独立运动做出过很大贡献所以声名远扬，而观他的人生轨迹，从一名印刷工到议会乃至外交政员。可以学习他身上很多伟人共存的品质和魅力。我个人觉得：1.富兰克林的特点是极爱读书，并且极其勤劳务实。2，富兰克林人际交往很优秀，因为品性端正，见识明断，这又和他爱读书和勤奋的习惯有关系。总之，人的成就肯定会和他的能力相匹配，而能力又和他的习惯，品质相关联。

正文

（写于年）

约塞亚，我的父亲，早年就结婚，大约在年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迁移到新英格兰去了。在那里，他的这位妻子又生了四个孩子，而他的继室生了十个，共十七个。

他们都长大成人，男婚女嫁。我是最小的男孩子，只有两个妹妹比我小。我生于新英格兰的波士顿。我的母亲是我父亲的继室，名叫阿拜亚·福格尔，是彼得斯·福格尔的女儿。

我8岁的时候，被送到文法学校去读书，我父亲想把我——作为他十个儿子中的一个——贡献到教会去服务。我的哥哥们都当了各种行业的学徒。

我在文法学校上学实在不到一年，虽然在那期间我已渐渐从那一年级的中等升为全级之冠，并且还进入了高的年级，按规定在那年年底就要升到三年级了。但是这时我的父亲考虑到上大学的费用，既有这么大的一个家庭负担，他不能很好地供给，并且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后来也多穷困不能自足，我听他向他的朋友们说过，这些理由使他改变了最初的主意，叫我从文法学校出来，又送我到一个写算学校去。这所学校的主办人是那时有名的佐治·勃朗威尔先生，在他的教导之下，我很快地把字写得很好，但是在数学上我失败了，毫无进步。10岁时，我被叫回家来帮着父亲做事，是制造蜡烛和肥皂。这个行业他也没学过，他一到新英格兰，看出他的染色业很少需要，不能维持他的家庭，他就改了行。于是我就干一些剪烛心、浇灌烛模、看守店铺、跑腿送货的工作。

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一点我父亲的风度和性格。他具有很好的体格，中等身材，很结实、很强壮。他天资敏巧，会画画，会一点音乐，有清脆悦耳的嗓子。他往往在全天店务完了之后的晚上，在他的提琴上演奏圣歌，同时随之歌唱，那声音是很好听的。他也有机械学的天赋，偶然用到其他行业的工具是很灵便的。但是他最大的长处却在于深明事理和判断果决，不论对私事或公事都是如此。在公共事务上，他的确不曾担任过职务，因为他要抚养人口众多的家庭，窘迫的环境就把他牢牢地拴在商业上了。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时常有领袖人物来造访，他们征询他对镇上的或他所在的教会的事务有何意见，他们对于他的判断和劝告表示极为佩服。也常有一些人来和他商量自己所遭遇的困难事情，并且他常被选为两方争执时的调解人。他常喜欢邀几位明达的朋友或邻人来家里围桌叙谈，并且总留心引起一些机敏有益的话题来辩论，因为这可以增进他的孩子们的智慧。用这个方法，他使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什么是善良、正直和人生处世之道上，而绝不或很少注意到桌上的食物，菜烹调的好坏、过时或当令、对不对胃口等，这样我就养成对这些东西如此地不注意，以致在我面前摆的是哪种食物都不去区分，直到现在，如果在饭后几小时来问我吃的什么，我很难回答。

我的母亲也有同样的好体格，她抚养了她的十个孩子。除了我父母去世时的病之外，我从不知道他们生过一点病。我父亲活了89岁，母亲85岁。他们维持着一个大家庭且抚育了十三个子女和七个孙儿。

言归正传：我继续在我父亲店中干了两年，也就是直到我12岁。但是我仍旧不喜欢这个行业。

最后我父亲终于决定叫我跟伯父本杰明的儿子塞缪尔学制刀业，他在伦敦学过这个行业，大约那时正在波士顿开业。

我自幼喜欢读书，手中所得到的一点钱全都花到买书上了。因喜欢读《天路历程》，我收集的书第一部就是分做数小册的约翰·班扬文集。后来我把它卖掉了来买柏顿的《历史文集》，这文集是小贩们卖的书，价格很便宜，全部有四五十册。我父亲的小图书馆里大都是神学争辩的书，其中的大部分我曾读过，并且曾一直惋惜，在那一时期我正是求知若渴的时候，但自从决定了我不去当牧师，我就不能得到更多的好书。那里有一本普鲁塔克著的《名人传》，这本书我读得很熟，并且认为那段时间是花费得大有好处的。还有一本笛福著的《计划论》和另一本马瑟博士著的《为善论》，这两本书或许曾使我思想转变，而对我后来一生中的几件大事有着影响。

这个酷爱读书的习惯，好不容易使我父亲决意叫我去做一个印刷工人，虽说他已经有一个儿子——詹姆斯——学了这个行业。年，我哥哥詹姆斯从英国带回来一台印刷机和许多铅字，就在波士顿开办了他的印刷所。比起我父亲的行业来，我更喜欢这个行业，但是仍旧热望着航海。为了防止这种倾向的可怕后果，我父亲就急着把我束缚在哥哥那里。我抗拒了一些时候，但终于被人劝服，签订了学徒合同，当时我还只有12岁。我要做学徒一直到21岁，仅仅允许我在最后一年支取最低的工资。在短时期内，我就把事情做得很熟练，且成为了我哥哥的有用帮手。当时我有一些接触好书的机会了，认识了几个书店里的学徒，使我有时能够借到一点书，那些书我要十分注意迅速归还和保持干净。有时一本书是晚上借来而必须在次日一早送还的，我就常常振作精神在我屋中读到深夜，免得到时不还这书就被当做遗失或缺货了。

过了些时候，一位藏书很多，常常到我们印刷所来的聪敏商人马修·亚当斯先生邀请我到他的图书室去，并且欣然地把我所选择的一些书借给了我。

在城里另外有一个嗜读的孩子，名叫约翰·科林斯，我跟他过往甚密。我们很喜欢争辩，并极愿驳倒对方，这种好辩的脾气，很容易变成坏习惯。这种不需要拿到实际中来的辩论，在人面前往往使人极不愉快。因此，除了破坏清谈以外，你原本可以交朋友的地方，却成为使人憎嫌甚或是仇人的制造所。在阅读我父亲有关宗教的辩论书籍时，我就见到了这点。我久加观察，发现明白的人们很少陷入其中，除非那些律师、大学里的人和教养在爱丁堡的各种各样的人们。

我偶然看到一卷残缺不全的《旁观者》报，那是第三卷。我以前一本也没看见过。我买了它，读完了它，读得十分愉快。我认为文章写得极好，如果可能的话，我还很想模仿它。抱着这个念头，我取出其中的几篇，把每句的大意摘要录出，放置几天以后，再试着不看原书，用自己想到的某些合适的字，就记下的摘要加以引申复述，要表现得跟原来的一样完整，把原篇重新构建完成。然后我又把我写的《旁观者》拿来与原来的比较一下，发现我的一些错误并加以改正。但是我发现自己缺乏词汇，或在记诵和运用词汇方面缺少准备。

这样就会把我摆到继续不断搜求大量词汇的需要下，也会帮助我记住它们而能运用自如。

有时我也把我记录的摘要大意打乱，几个星期之后，当我开始理出整句、完成全篇时，就先竭力使它们还原为最好的次序。这样是为了训练我的构思能力。而后再把我的作品与原文比较，发现错误，再改正过来。有时我竟生发妄想，在某些意义不大的细节上，认为我已是十分幸运地改进了原文的方法和文体，而这妄想鼓励我自以为可在后来成为一个过得去的英语作家。对于当作家，我是非常有雄心的。

我16岁的时候，偶然见到一本书，是特里昂写的，推荐了一个素食谱，我决心严格按这个食谱吃素食。当时我哥哥尚未结婚，没有成家立业，他自己跟他的学徒都在别人家中寄食。我的戒食荤腥，引起了不方便，还常因这个特点受到责备。我学会了几样特里昂式的烹调方法，如烧土豆饭、制速成布丁和几样别的饭菜，就向我哥哥建议，如果他每星期把我饭费的半数付给我，我便自己烧饭吃。他立刻同意了，并且不久我便发现我还能把他付给我的钱节省下一半来，这成了我购书的额外基金。

由于经常注意节制饮食，头脑就更清晰敏捷的缘故，我在读书方面大有进步。

现在要谈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我深愧对数学的无知，在学校时我学了两次都未学好，于是我把柯克的算术书顺利地全部自学完。我也读过舍勒和斯图美的航海书，了解了书中包含的一点几何学，但对那门科学从来没求深造。约在这时，我读了洛克的《人类悟性论》和波特洛亚尔派的会员们所著的《思维的艺术》。

此后不久我就得到色诺芬著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在这本书里有许多这种辩论方法的实例。我被这个方法迷住了，就模仿它，扔掉我粗暴的反驳和固执的辩论，而采取谦虚的、探究的、怀疑的方法。于是，我读了莎弗茨伯里和科林斯的书以后，就成为一个对我们教义中许多论点有疑问的怀疑论者。我觉出这种方法对我很稳妥，且很能困窘那些我用它去反驳的人，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方法，不断地练习它，并且渐渐能够很有技巧、很熟练地去折服别人，即使他们是很有学识的人，而且对于那个结论他们也不能预见，以致让他们陷于困惑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我就得到胜利，而那常常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的理由所应得的。我继续运用这种方法不多几年，就慢慢地扔开它了，只剩下用谦虚的话表示意见的习惯。当我提出任何可能引起辩驳的观点时，永远不用“确实的”、“无疑的”，或其他对于一个意见表示肯定语气的话，而宁愿说“我以为”或“我认为某事是如何如何”，“依我看来它似乎是”或“我认为它应该是如此如此”，“由于什么什么理由”或“我想象它是这样，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这个习惯对我有很大的益处，当我有机会述说我的主张时会得到大多数人的信服，因之我曾不断得到高升。并且，谈话的主要目的是“对别人说”或“听别人说”，“使人愉快”或“使人信服”，因此我谨劝那些善意的、明白事理的人们不要以固执傲慢的态度来降低他们为善的能力才好，这样就很少陷于被人厌憎的境地，从而引起反感，使那些谈话的目的都归于失败。别忘了，是为了那些目的我们才谈话的，那就是说，要交流见闻，互相愉悦。因此，你若想和人谈话，用一种抬高自己意见、固执独断的态度，会引起别人反感而不注意听你讲话。如果你希望获得和增进知识而向别人征求意见，而你同时还表现得固执己见，那么，谨慎、明晓事理的人因他们不喜争辩，或许会躲开你，让你坚持己见，依然故我。还有，用那样的态度，你会很难使你自己得到听的人们的欢心，或劝诱人们赞同你的观点。蒲柏明断地说过：人们一定会受教，如果你没有教诲他们的样子。

他更进一步劝告我们：说的虽然是确实的，也要用谦逊的词句。他可以配上另外一句，而他却配上这样一句，我觉得不是很确切：因为缺少谦虚就是缺乏见识。那么，“缺乏见识”（人如缺少了它是很不幸的）不正可作“缺少谦虚”的辩护词吗？而下面两句不是更确当吗？不谦虚的话只能有这个辩解，即缺少谦虚就是缺乏见识。

独闯费城

我对这次旅行作了很详细的叙述，并且还要同样详细地写我初次进入那个城市的情景，这样你可在心中比较一下，我最初的情况和我后来在那里显露头角时是多么不同。（富兰克林之所以会去费城是因为在波士顿，从事印刷业的哥哥和富兰克林有矛盾，两人不和。富兰克林决定去费城谋生。)

连日的赶路划船弄得我很疲乏，又饥饿，并且我的全部现钱只合一元荷兰币，还有约合一先令的铜元。那些铜元，我作为票费给了船上的人，他们起初不收，因我曾帮着摇过船，但是我坚持叫他们收了。一个人当他只有一点钱的时候，比他钱多的时候还更慷慨一些，也许是怕别人认为他只有一点点钱。

我多次都是以面包当一顿饭的，向店中人买面包，我就不管价钱多少，是不是极便宜，也不问他的面包叫什么，我要他给我价值三便士的任何一种能吃的东西。他按照我的话给了我鼓鼓的三个大面包卷，我被那么多的量吓了一跳。此时口袋里已没有空地方，我就在两臂下各夹了一个，吃起另外一个面包卷来，我就这样子沿着市场街一直走到第四街，经过里德先生的门前，他是我未来妻子的父亲。当时我未来的贤妻正站在门口，瞧见了我，认为我做出了一个极为愚蠢可笑的样子，说实话，我那时的样子肯定就是那样。后来我转身走下栗子街和胡桃街的一段，吃着面包卷走了一路，又绕回来，发现我又在市场街码头，距我坐船进来的地方不远，我走到那里喝了一些河水。因为一个面包卷我已吃饱，就把另外两个送给了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她们是跟我们一路坐船来的，正在等着向更远的地方去。

这样吃过饭后，有了精神，我又到街上散步，这时候在街上有许多穿着整洁衣服的人，他们都向同一方向走去。我跟他们走在一起，结果被引入市场附近一个教会的大会堂去了。我在他们中间坐下来，四下里看了一会儿之后，听不到有人讲话，因为过度的劳累和夜间缺少休息，我觉得非常困倦，就沉沉地睡熟了，这就是我在费城第一次走进去和睡在里面的房子。

我尽量把自己装扮得整洁一点，就往安德鲁·布雷福德印刷所去。在店中我看到了老板的父亲，这个老人我在纽约见过，他是骑马而来，在我来之前就到了费城的。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很客气地接待我，请我吃早饭。不过他告诉我他现在并不缺人手，因为新近已补上一个了，但是在这城里另外还有一家印刷所，是一个叫凯默的人新开设的，这个人也许会雇用我。如果不用，我也会受到欢迎住在他店里，他会先给我一点工作做着，一直等到我找到较好的工作为止。

凯默问了我一些问题，放了一个排字盘在我手里，看我怎样工作，随后就说他不久即可用我。

我看这两位老板都对他们的行业很不够格。布雷福德本来不是学这个的，又很缺乏学识；而凯默虽然有点像个有学问的人，却又仅仅是一个排字工人，一点也不懂得印刷工作。凯默曾经是法国先知派的教徒，还能仿效他们的热烈讲演。在这时，他不表白他信仰任何一个教派，但是必要时却有点各派都信。他对人情世故全然无知，并且在他的天性里，我后来发现，有很多的无赖成分。他不喜欢我在他这儿工作却寄住在布雷福德那里。不错，他确是有一个空房，但没有家具，所以他不能留我住宿，不过他在我曾经提到过的那位里德先生家里给我找到了寄宿的地方，他也是凯默的房东。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行李和衣服运来了，我的打扮在里德小姐眼里比她第一次碰巧看见我在街上吃面包卷的样子可文雅体面多了。

总督的“赏识”

我有一个姐夫，罗伯茨·霍姆斯，是一个航行于波士顿与特拉华之间做生意的帆船船长。他住在纽卡斯尔，距费城40英里，听说我在费城，就写信给我，告诉我自我突然出走，波士顿的亲友们都很挂念，向我保证他们对我的好意，并且说如果我肯回去，每件事情都会称我的心意，很恳切地劝我回去。我写给他一封回信，感谢他的劝告，并详细地说明我离开波士顿的理由。

威廉·基思爵士是费城的总督，那时正在纽卡斯尔，而霍姆斯船长接到我的回信时恰巧和他在一块，便向他说起我，还把信给他看。总督读过信，听说我的年纪还很小，好像大为惊奇。他说我显然是一个有能力的青年，所以应该加以鼓励。又说费城的印刷所都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愿意在那里创业，他认为我必定成功。至于他，他愿为我招揽公家的生意，并在他的权力之内为我做一切别的事。这些话是后来我姐夫在波士顿告诉我的，而当时我还一点都不知道。有一天，凯默和我正在窗前一块工作，我们看到总督和另一位绅士（后来知道他是纽卡斯尔的弗伦奇上校），穿得很齐整，直穿过街道向我们的房子走来，并听到他们停在门口了。

没想到这位总督却访问了我。他走上来，用一种我十分不习惯的谦虚和礼貌，向我说了许多恭维的话，表示愿意跟我结交，和悦地责怪我当初到这里时不曾让他知道，还邀我同他到酒馆去，他要和弗伦奇上校去尝一尝他所说的马德拉酒。

我最终还是跟总督和弗伦奇上校到三道街拐角上的一个酒馆去了。他们一面喝着马德拉酒，一面劝我开业，向我提出成功的可能性，他们两人保证我在承揽军政两界的公家生意中，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援引和影响。我疑心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父亲未必肯帮助我，威廉爵士便说他要写一封信给我父亲，在信里他要说明这件事的可行性，他确信能说服我的父亲。这样子开办印刷所的事情就决定了。

我最终还是跟总督和弗伦奇上校到三道街拐角上的一个酒馆去了。他们一面喝着马德拉酒，一面劝我开业，向我提出成功的可能性，他们两人保证我在承揽军政两界的公家生意中，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援引和影响。我疑心在这件事情上我的父亲未必肯帮助我，威廉爵士便说他要写一封信给我父亲，在信里他要说明这件事的可行性，他确信能说服我的父亲。这样子开办印刷所的事情就决定了。我必须搭乘下一班船回波士顿，带上总督向我父亲推荐我的信。

总督还时常来信邀我同他一块吃饭，我觉得这是莫大的荣幸，他还用极和蔼的、亲密的和一切想象得出的友好态度来同我谈话。

大约在年4月底，有一只帆船开往波士顿。

我揣着总督交给我的一封信，在信里他向我父亲说了些过分称赞我的话，热心地推荐我在费城开办印刷所的计划，说这件事一定会使我发财致富的。

（然后富兰克林就坐船拿着总督写的信回家寻求父亲帮助了）

我的突然出现使家中大为惊讶，不管怎样，大家还是都很高兴看见我，并欢迎我回家，除了哥哥以外。我到他的印刷所里去看他，我穿戴得比以前在他店里时好多了，从头到脚都是整洁的新衣服，有了一只表，口袋里还装了近5英镑的银币。他看见我很不自然，对我上下打量一番，就转身去做他的活了。

我父亲接到总督的信显然有些惊讶，但他好几天都不大向我谈起它。当霍姆斯船长回来，父亲把信拿给他看时，才问霍姆斯船长是否认识基思，他是什么样的人。不过他又提出，想叫还差3岁才成年的小孩子去开办实业，那他一定是欠缺周全考虑的。霍姆斯极力说些赞成这个计划的话，但是我父亲对这事的不妥当是看得很清楚的，并在最后加以直截了当的拒绝。

我父亲接到总督的信显然有些惊讶，但他好几天都不大向我谈起它。当霍姆斯船长回来，父亲把信拿给他看时，才问霍姆斯船长是否认识基思，他是什么样的人。不过他又提出，想叫还差3岁才成年的小孩子去开办实业，那他一定是欠缺周全考虑的。霍姆斯极力说些赞成这个计划的话，但是我父亲对这事的不妥当是看得很清楚的，并在最后加以直截了当的拒绝。他写给威廉爵士一封客气的信，但是拒绝资助我去开业。在他看来，要是把那么重要的事业经营委托给我，那我是太没有经验了，而且那一笔创办费一定很大。

我的朋友和伙伴科林斯，他是一个邮局的办事员，听了我对我在新大陆的叙述后很愉快，决定也到费城去。那时我在等待我父亲的决定，所以他比我先动身到罗德岛去了。不过他留下他的书，那是一套丰富的数学和物理学的藏书，要我同我的书一起带到纽约去。他打算在那里等着我。

虽然我父亲不赞成威廉爵士的建议，但还是很高兴我能在我住过的地方得到那么有名望的人写的称誉有加的推荐书，他指教我要谦恭地对待那里的人，争取普遍的尊重，还要戒除讽刺和诽谤，他认为我曾很有这个偏好。

他指教我要谦恭地对待那里的人，争取普遍的尊重，还要戒除讽刺和诽谤，他认为我曾很有这个偏好。他对我说，如果我以始终不变的勤恳和小心谨慎的节俭来工作和生活，到我21岁时一定可以省出足够自己开业的钱来，并且如果我把这事做得差不多，他愿补助我。

帆船驶入罗德岛的新港后，我去看望我哥哥约翰，他已结了婚并定居在那里好几年了。他很亲热地接待我，因为他始终是疼爱我的。哥哥有位朋友佛农，有人欠他一笔账款，约有35英镑，而欠款人就住在宾夕法尼亚，哥哥要我代佛农收款，且保存起来等他吩咐做何用途。

与科林斯的交往

我在纽约找到了我的朋友科林斯，他先到那里已有些时候了。我们从小就很友好，常常共读一书，但是他有着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和学习，并且在数学方面是一个可惊的天才，在这方面远远地胜过我。

但是在我离开波士顿的日子里，他沾染了一种好饮白兰地酒的习惯，这是我从他自己的叙述和别人口里才知道的。自从他到纽约以后，曾天天饮酒，行为也很怪僻，又曾赌博，输光了他的钱，所以我必须代他付旅馆的住宿费和给他在费城的开销，这件事使我实在不舒服。

那时的纽约总督伯内特听船长说他的乘客中有一个青年带了许多书，就要船长领我去见他，我就遵命前往拜访。

这位总督待我很热情，带我参观他的藏书室，那是很大的一个藏书室，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书籍和作者的话。这是第二个注意到我并给我赏识的总督，这对于像我那样的穷孩子来说是很高兴的了。

我们向费城出发。我在途中去收了佛农的那笔债款，科林斯希望被雇用于会计处，但是，从他的呼吸或是他的举动里，人家发觉他喜欢饮酒，虽然他有过几封介绍信，仍没有得到任何录用。他继续和我在一块食宿，费用由我负担。

科林斯希望被雇用于会计处，但是，从他的呼吸或是他的举动里，人家发觉他喜欢饮酒，虽然他有过几封介绍信，仍没有得到任何录用。他继续和我在一块食宿，费用由我负担。知道我有佛农的那笔账款，他便不断地向我借钱，时间长了，他把那笔债款也借去不少，这使我一想到就很苦恼，如果佛农叫我把这笔钱汇去，我该怎么办呢？

他仍是不断地饮酒，关于这事我们有时就争吵起来。因为当他有一点醉意时，脾气很不好。

有一次，我们和另外几个青年在特拉华河上的一只船上，轮到他划桨时，他拒绝干。

他说：“我要回家。”

我说：“我们不为你划。”

他说：“你必须划，要不就在水上待一夜，随你的便。”

这样，他执意叫我划，否则就要把我丢下水去。说着他沿着船舷一步步向我走来，当他走近来打我时，我急忙用手托住他，举起来，把他头冲下扔进河里去。我知道他善于游泳，所以并不为他担忧。但是在他游到船旁要攀住船时，我们就打了几桨把船划开到他够不着的地方去，并且每当他游近船旁，我们就问他愿不愿划船，就再打几下桨又划开去。他气得要死，还是固执地不答应划。最后看他实在精疲力竭了，我们才提他上来，并在黄昏时把湿淋淋的他带回家。从此以后我们难得讲一句好话。

后来一个航行西印度的船长要请一位教师去教巴巴多斯岛一个绅士的儿子，恰巧碰见他，愿意带他到那边去。于是科林斯离开了我，答应用他第一次的薪金还我的债，但是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于是科林斯离开了我，答应用他第一次的薪金还我的。（从没还过）

丧失佛农的这笔账款是我一生中犯的又一个大错。这件事显示我父亲的审断不为过分，他料定我的经验不足，不能经营重要事业。但是威廉爵士读了他的信，说他过虑了。人各有不同，而谨慎不是年长的人才一定有，也不是年轻的人就一定没有。

他说：“既然你父亲不叫你开业，我自己愿意帮你做这件事。给我一张需要在英国购买的货单，我买来给你，等你有能力时再还我好了。我是坚决地要在这里开一个好印刷所，并且确信你必定成功。”

也许会有几位比较了解总督的朋友劝告我不要依赖他，像我后来听到的，他最大的毛病就是答应了人家而从来不履行。

我怎么能想到这么一个慷慨的人会待我毫无诚意呢？我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总督答应资助富兰克林办印刷厂，但是得让他自己去英国采购物资。）

他又说：“那么，你自己准备一下，就搭安尼斯船去。”

费城生活

我相信我的叙述漏掉了我初次从波士顿到费城的情形。

在这时期我向里德小姐求爱，我极尊敬她、爱她，而且我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也一样爱我。但是她母亲认为我即将远行，加上我们两个又太年轻，才刚过18岁，所以她就深思熟虑防止我们太快地进行到我所希望的谈婚论嫁的地步，建议我们把婚事放在我回来之后再考虑，那时我自己开了店再结婚当更为方便了。也许她想到我的希望不易达到，而我还幻想能够达到。

在那时我所交往的人有查理斯·奥斯本、约瑟夫·沃森、詹姆斯·劳尔夫，都是爱读书的。

奥斯本聪明、正直、坦白，对于朋友诚恳而友爱，但是对于文学作品太喜评头论足。劳尔夫聪明、文雅，极会讲话，我想我从来不曾认识过这样善于说辞的人。他们两个人都喜欢作诗，且尝试自己作些小诗。我们四个人在星期日很快乐地到斯库基尔河边的树林中去散步，在那里我们轮流诵读，并对所读的书加以评论。

轮到我们聚会了。先读沃森的作品，诗中颇有美点，但更有许多缺点。读奥斯本的作品，更较优胜，劳尔夫一秉至公，指出几点错误之处，但也称赞了它的优美处。他自己说没有作品。

劳尔夫决定要做一个诗人。他成为一个很好的散文作家。以后我还会提到他。其余两位恐怕没机会再提到，所以要在这里说一下。沃森在几年之后死在我的怀中，我颇为悲痛，他是我们之中最优秀的一个。奥斯本到西印度群岛去了，在那里成为著名的律师，赚了很多钱，不过在年轻时就死了。

总督似乎很喜欢和我为伴，因此我常到他家中去，他常常提起助我开业的那件事，好像已成定局一般。他答应在我动身时除了开给我一封专供为购买机器、铅字、纸张等必需费用的信用保证信以外，还有几封给他朋友的介绍信。我为这几封信拜访了他好几次，但他老是指定一个未来的时间，就这样推托延宕，船期也曾数次推迟，直到开船之期已到，我去他那儿告别和拿信时，他的秘书巴德博士出来接见，说这位总督正忙于写信，但是在船到之前他要先到纽卡斯尔去，在那里他必定会把信交给我。

但他老是指定一个未来的时间，就这样推托延宕，船期也曾数次推迟，直到开船之期已到，我去他那

我和我的朋友们告别，并对里德小姐作了一番承诺，就上船离开费城了。船停在纽卡斯尔，总督果然在那里。但是我到他的寓所去时，他的秘书代他出来见我，极度谦恭地传达口信说总督为重要的公事忙着，不能见我，但是一定会把信送到船上，他诚心地祝我航行顺利，速去速回。

与劳尔夫的交往

我们在年12月24日到达伦敦。我先去拜访文具商人（因为首先由那里路过），把基思总督的信给他。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但当他拆开信一看，又说：“哼！这是里德尔斯登写来的。我最近才知道他是个大骗子，我和他已毫无来往了，也不愿收他的信。”这样他就把信还到我手中，转身离开我，去应酬别的雇主去了。我也知道了这不是总督的信，大为惊惶，后来思前想后，把有关情况作了比较，才开始怀疑他的热忱。我找到我的朋友德纳姆，把全部事实告诉了他。他告诉我基思的品格，并说基思绝不可能为我写信，知道他的人没有一个会信赖他。他于是嘲笑总督的异想天开，给我信用保证书，自己却连信用也不能保证。当时我颇有焦虑之色，他劝我“在这里的印刷所中找一个本行职位，提高自己，等将来回美洲时对你的事业也会有极大的好处”。

但是一个总督玩这样的把戏，对一个穷苦无知的孩子进行阴谋的捉弄，我们怎么能想得到呢？原来这是他养成的习惯，他希望讨人喜欢，但又一毛不拔，空口白话，只给人以希望。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倒是一个才智聪敏的人，擅长言辞，尽管他有时不注意不属他管辖区域的选民的意见。但是我们的几项最好的法律就是他规划的，且是在他任期内通过施行的，所以他对民众来说也是位不错的总督。

劳尔夫和我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我们一起寄住在小不列颠街，租费每星期3先令6便士，在那时这是我们能够支付的最大数目了。

他现在才告诉我，他的志向是留在伦敦，绝不再回费城了。他没有带钱来，所筹之款都已作旅费用了。他最初希望在戏院里谋一职位，自信有资格做一个演员，但是当他去向威尔科克斯（一个喜剧家、书商）接洽时，却被直率地劝告不要再想那个行业，因为在那个行业中他毫无成功的可能。后来他到佩特诺斯特街的一个出版商罗伯茨处去接洽，要在某种条件下为他编写像《旁观者》报那样的周刊，罗伯茨没有赞同。而后他又企图得到一个文书的职位，在伦敦法律协会旁为文具商和律师们抄写，但也找不到。

我很快地在帕尔默印刷所得到工作，那是当时巴特森内一家著名的印刷所，我在那里工作了近一年。我很勤苦，但是我和劳尔夫一起到剧场或别的娱乐场，把薪金花去不少。我们还一起花光了我原来带的15个匹斯脱尔，以后就勉强糊口够用而已。劳尔夫像是完全忘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而我也渐渐地忘了里德小姐的约言，我只写过一封信给她，让她知道我不能立马回去就是了。这是我一生中的又一个大错误，如果我能重度旧日生活，我一定愿意改正这件事。事实上，以我们的浪费，我已没有能力支付回去的旅费了。

在小不列颠街，我们住的屋子里还住着一个年轻的妇人，是一个制帽子的，我想她在修道院区附近是有一个店铺的。她曾受过教育，聪明活泼，谈话风趣。劳尔夫在晚上常读戏剧给她听，他们渐渐熟识了，她搬到别处去住，劳尔夫也跟了过去。他们同居了一些时日，但是因为劳尔夫还没有工作，而她的收入又不够维持他俩和她的一个孩子的生活，于是劳尔夫决定离开伦敦到村小学去教书，以他的一手好字，担任教职是很合格的，尤其是做算学和会计的教师。

他继续不断地写作，曾寄来一首长篇叙事诗，是他新作的，要我加以批评和改正。我也屡次为他批改，但还是打算劝他不要再写了，有一本新出版的杨氏所著的讽刺诗，我抄了一份寄给他，希望他为此书所动，不要再愚蠢地从事诗歌写作了。这些全都没用，一张张的诗稿继续在他每次的信里寄来。正在这时，某夫人因为他的缘故失掉了她的工作，也失去了亲友，常处在困窘之中。她常来向我借钱，我也尽力省下一些钱来帮助她。慢慢地我也喜欢和她做伴了，在这种时候没有了宗教的束缚，我恃着对她来说我所占的重要地位，就图谋亲狎。她愤怒地拒绝了我，还把我的行为写信告诉劳尔夫，于是我和劳尔夫之间的友谊就破坏了。

失掉他的友谊，我反觉得是从重担中解放出来了。我现在开始想积攒一点钱，并希望有更好的工作，于是就离开帕尔默处，到林肯旅店广场附近的瓦茨印刷所工作，这是一个较大的印刷所，在那里我一直工作到离开伦敦的时候。

（又是一个损友~）

伦敦的印刷工生涯

我刚来这个印刷所时，在印刷部工作，那里是印刷部和排字房混合在一块的。我只饮清水，而别的工人，近于50人，都是狂饮着啤酒。

排字房的排字工人要我出5先令请他们喝酒，我想这是一种敲竹杠，并且我在印刷部已付过了，老板也这样想，所以不让我付这笔费。我有两三个星期未交，因此，我成了一个像是被教会逐出来的人。他们给我做了许多小小的恶作剧。我如果出去一会儿，就把我的铅字搅乱，变换我的页码，破坏的事情不一而足。这种种事情，他们却都归于教堂中的魔鬼作祟。他们说这个鬼专给那种没有正式进入教堂的人作祟。因此尽管有老板保护，我觉得应该允诺付出这笔钱，我确信和这些生活在一起的人处于一种恶劣的关系是愚笨的。

那些仍旧整天滥饮啤酒的，因为不能付款，酒店里赊不到酒了，就常常出利息，向我借款来饮啤酒。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已“暗淡无光了”（也就是把酒戒掉了）。我在星期六晚上就查看付款表，把他们答应还我的钱合计起来，有时每星期要近于30先令呢。这件事使我在这里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风趣幽默、妙趣横生，又是个善于辞令的讽刺家，因而他们很尊敬我。我天天上工（我从不过圣礼拜节），老板知道了，又因为我排字敏捷，要紧的工作都叫我做，这些事情一般报酬比较好一点的，所以我日子过得很舒服。

在瓦茨的印刷所里我和一个叫威盖特的聪明青年结为朋友，他的亲戚很有钱，所受的教育比大部分的工人来得好。他拉丁文很过得去，会讲法语，喜欢读书。我教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到河里去游泳，只两次，他们不久就成了很好的游泳高手了。

我自小就喜欢这种运动，曾经学习过色诺芬的动作和姿势，同时又加上我自己的几种方式，目的是求游得既要姿势优美而自如，又要合于实用。趁此时机我把全部的游泳方式表演给他们看，赢得了他们的赞美。威盖特是想成为一个能手的，因我们学习的东西相似，他就慢慢地和我日益亲近了。后来他向我建议一起旅行欧洲，随地做印刷工挣点钱维持生活，我当时很赞成这个建议，但是当我告诉了我的好友德纳姆先生（我一有空就和他在一起消遣的），他阻止我这么办，劝我想着回宾夕法尼亚，他现在正预备回去开业呢。

他起先在布里斯托尔做生意，后来生意失败，欠了不少人的债，和平了结之后，他就到了美洲。在那里，他专心致志地经商，很短的几年中就赚得了许多钱。他和我同船到英国，德纳姆现在告诉我他预备回到费城去，并且要运许多的货物，预备在那里开店。他建议让我做他的店员，管理他的账簿（记账他可以教我），抄写他的信和照料他的店。他还说，等到我熟悉商业事务之后，就提拔我，派我带着一船面粉和面包到西印度去，并且允许让我从其他方面得到有利的佣金，并且如果我经营得法，更可给我很大的酬劳。这些话使我十分高兴，因为我已逐渐对伦敦感到厌倦。

我现在离开了印刷所，正如我所想的，这是永久地离开了。我每天从事我的新事务，和德纳姆先生周旋于商人之中，购办各种货物，看他们包装、运输，唤工人速来捆载发送信件等。

我就这样在伦敦大约住了18个月。大部分的时间我工作得很辛苦，除了看戏和读书，很少把时间用在自己身上。我的朋友劳尔夫把我弄穷了，他借去我大约27英镑的钱，这笔钱我绝不能收回了，然而在我微薄的收入之中却是很大的一笔数目呀！我爱他，不管怎样，因为他还是有许多可爱的品质。我虽然没有赚下很多钱，但是认识了几位聪明智慧的朋友，他们的谈话是大大有益于我的，并且还曾读了许多书。

再返费城

我们在10月11日登陆费城，在那里我看到各种各样的改变。基思已不做总督了，继任的是戈登少校，我看见基思像个普通公民一般在街上走路。他见了我似乎有点难为情，就一句话不说地走过去了。其实我看见里德小姐也该这样难为情呢！她因为收到了我的信，对我回国感到绝望，才听从她亲朋的劝告而和一个陶工罗杰斯结了婚。这件事是我不在时办的。无论如何，她和他结婚后一直过得不快乐，不多久就和他分开了。她拒绝和他生活在一起、姓他的姓氏，现在据人家说，罗杰斯另有一个妻子。他是个毫无可取之处的人，不过是一个很好的工人，这就是诱惑她亲友为她操办这门亲事的原因。

德纳姆先生在水街开了店，我们把货物都陈列在那里。我勤恳地照管店务，学习记账，在很短的时期内对做买卖就很内行了。我们食宿都在一起，他视我如子，真心实意地关心着我，我也敬爱他。那么我们本该很快乐地过下去了，但是在年2月初，其时我正21岁，我们两人都生病了。我的病是胸膜炎，这个病几乎要了我的命。我受了很大的痛苦，几乎不想再活下去了，等到身体逐渐复原时，我反倒有一点失望了，同时又有几分惋惜，我现在又不得不把所有讨厌的工作再重新做起来了。我不记得德纳姆先生生的是什么病，总之，病生得很久，最后他去世了。他在口头遗嘱中赠给我一点遗物，算是他对我仁爱的表示，而他就这样又把我一人留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了。因为这店为他的继承人接管了，我的雇用合同也就告终止。

德纳姆先生在水街开了店，我们把货物都陈列在那里。我勤恳地照管店务，学习记账，在很短的时期内对做买卖就很内行了。我们食宿都在一起，他视我如子，真心实意地关心着我，我也敬爱他。那么我们本该很快乐地过下去了，但是在年2月初，其时我正21岁，我们两人都生病了。我的病是胸膜炎，这个病几乎要了我的命。我受了很大的痛苦，几乎不想再活下去了，等到身体逐渐复原时，我反倒有一点失望了，同时又有几分惋惜，我现在又不得不把所有讨厌的工作再重新做起来了。我不记得德纳姆先生生的是什么病，总之，病生得很久，最后他去世了。他在口头遗嘱中赠给我一点遗物，算是他对我仁爱的表示，而他就这样又把我一人留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了。因为这店为他的继承人接管了，我的雇用合同也就告终止。再与凯默合作我的姐夫霍姆斯现在正在费城，劝我回到自己的行业上去。

（从英国回到了美国费城）

再与凯默合作

我起先想谋一个商店雇员的位置，但是一时不容易找到，只好重新和凯默订约了。我在他的印刷所中认识了这几个工人：

休·梅雷迪斯，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尔士人，30岁，从前在乡间做工，诚实而有见识，富有经验，喜欢读书，但也好饮酒；

斯蒂芬·波茨，一个21岁的乡下青年，从前也在乡下做工，天赋颇不平凡，机智、幽默，但有点懒惰。这两个人，凯默以每星期极低的工资雇用他们，如果他们的工作有进步，每三个月就再加1先令，而对于这种后来加薪的希望就是他引诱他们的法子。

约翰，是一个粗野的爱尔兰人，没有一件事他可以做。他的服务期订为四年，是凯默从一只船上的船长那儿雇来的，他也要把他造就成印刷工人；

乔治·韦布，一个牛津学生，服务期为四年，工资和约翰相同，凯默想把他造就成排字工人。关于乔治的事情，下面就要讲到；

还有大卫·哈里，一个乡下孩子，凯默收他为学徒。

我很快发现凯默肯出比往常高出许多的薪金来雇我，是因为想让我把他那里的廉价的生手训练出来，无论怎样，我仍然很愉快地工作下去，把他的印刷所整顿得很有秩序（以前是极混乱的），还指导他的工人渐渐专注于他们的工作，而且做得更好。

一个牛津学生竟沦为卖身的雇工。他不过18岁。他被送到牛津上学，在那里他住了约有一年，但是并不满足，想去看看伦敦，希望成为一个演员。在那里，没有朋友来规劝他，他就与坏人交往起来，不久花光了钱，又找不到门路进入演员的圈子，手头拮据穷困起来，典当了衣服，又没有面包吃。当他在街上饥饿地走着，正不知怎么是好的时候，一张人贩子的广告放在他的手中，是那种用款待和怂恿的办法骗人同意到美洲去工作的广告。他签了这个合同，立即动身上船来到美洲，遂有今天在此佣工的结果。自离家后，他没写过一行信息通知他的亲友。他活泼、聪敏、天资浑厚，是一个快乐的伙伴，但也懒惰、轻浮、极不谨慎。

我和其余的人相处得很好，因为他们发现凯默一点也教不了他们什么，而从我这儿却天天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他们都比较尊敬我。我们在星期六不工作，因那是凯默的安息日，这样我们就有两天的读书时间。我在这城中和聪慧的人的交往逐渐增加。凯默自己待我也亲切有礼，这时没有什么使我不舒服的事，只有佛农那一笔钱，我尚不能偿还，因为直到那时我还是一个很不会理财的人。不管怎样，佛农很和善的对这笔款一直未提过。

不管我怎样勤勉工作，随着别的工人在业务上的进步，我发觉我的职务日渐不重要。当凯默给我第二季薪金时，他明示我，他觉得负担太重，并且认为我应该减薪。而且他逐渐变得很没礼貌，摆出一个老板的样子来，常常挑剔毛病，吹毛求疵，并且似乎预备同我决裂了。不管怎样，我十分忍耐地维持着，以为他之所以这样一部分是由于他负债过多的环境所致。终于因一件小事情致使我们的关系彻底破裂。那天法院旁边忽然传来很大的吵闹声，我从楼窗中伸出头来看是什么事。凯默正在街上，往上一看，正见了我，就大声怒吼叫我别管闲事，注意我的事务，还加了一些责骂的话。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责骂我，激怒了我，所有在场的邻居都是证人。他还立即进了印刷所，跑上楼来，继续责骂，于是双方都破口争吵起来。他把解雇预告通知单交给我（我们合同上规定下通知三个月以后才解雇），还表示他希望当时没有约定需这么长的解雇预告期。我对他说他的这种希望是不必要的，因为我立刻就可离开他，于是就拿了我的帽子向门外走去，在楼下看见梅雷迪斯，请他照管我留下的东西，并把它们拿到我的寓所来。

梅雷迪斯在黄昏时依我的话来了，当我们讨论我的事情时，他非常关心我，并且很不愿意我离开印刷所而他还留着。他劝我不要回故乡，这是我起先的念头。他提醒我注意凯默因为负债，他所有的东西都已抵押，他的债权人已感觉不安，他把店经营得很糟糕，并常常为了现金周转而照本卖出他的货物，还常常赊卖货物，又不记账，所以他一定要失败，这样就有了我可以利用的空隙。我说我没有本钱，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很看重我，他们之间曾经谈过几次话，他担保出钱给我开店，如果我和他合伙的话，他说：“在春天我和凯默所订的期限就满了，到那时我们可以从伦敦买来印刷机和铅字。我自知我算不得工人，如果你愿意，你出技术，我出资本，咱们就平均分配赚得的利益好了。”

凯默因为负债，他所有的东西都已抵押，他的债权人已感觉不安，他把店经营得很糟糕，并常常为了现金周转而照本卖出他的货物，还常常赊卖货物，又不记账，所以他一定要失败，这样就有了我可以利用的空隙。我说我没有本钱，他告诉我他的父亲很看重我，他们之间曾经谈过。

他的父亲正在城里，也赞成这个计划，尤其他看我对他的儿子有很大的潜移默化之影响力，曾使他戒绝喝酒，所以他希望当我们能够这样密切合伙时，可以改掉他全部的坏习惯。我把一张货物清单开给他的父亲，由他交给商人代为置办各种必需物品，在东西没有运到之前暂守秘密。在这期间我想在别的印刷所里工作，但是各印刷所都没有空缺，所以就闲散了几天。其时，凯默正承印切尔西的钞票，这件事必须要有雕版图版和各式的铅字，而这些东西只有我能够做，并且他恐怕布雷福德会请我去承办这项生意，抢了他的活，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我一个很有礼貌的口信，说老朋友不要为了在感情激动时说出的几句话就分开，希望我能回去。梅雷迪斯劝我答应，这样在我的日常训练下可以使他有更多的进步机会，所以我就回去了。我们过得比以前的日子要平静得多。切尔西的生意承办到手了，我设法为它做铜版来印，这在本国还是第一次见到呢！我为钞票雕刻了一些花纹和字码等东西。我和凯默一起到柏灵顿去，在那里我把全部工作做得非常令人满意，因此他赚了许多的钱，才能使他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致破产。

在柏灵顿我认识了许多这州的重要人物。有几个是议会派来的监印委员会的委员，监视所印的钞票不得超过法律所规定的数量。他们常轮流地和我在一起，而这些来监印的人，大都带着一两个朋友做伴。

我们留在那里约有三个月，在此期间我所结交的可以列入朋友行列的有下列几个人：

（开始接触到政治界人士，因为富兰克林喜欢读书啊，所以有一种“优待”）

艾伦审判官；塞缪尔·巴斯蒂尔，是州秘书长；艾萨克·皮尔逊；约瑟夫·库柏和几个姓史密斯的人，都是州议员；还有艾萨克·德科，是测量局长，他是一位伶俐精明的老人，他告诉我他在年轻时开始做烧砖匠运泥的小工，到成人后才学习写作，后来为测量员拿测量链，他们教他测量，由于他工作勤奋，到现在已赚得了一份很可观的产业。他说：“我预知你必能很快地在印刷业中挤出凯默，并且在费城以此致富。”那时我打算在这里或别的地方开业的意图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这些朋友后来对我帮助很大，而我偶尔也对他们有点帮助。他们毕生都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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