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人类社会的向前推动离不开创新的人，而富有冒险精神是创新人才最可贵的品质。现代美国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执牛耳，就在于其拥有多元的，包括层次、类型多样的百花齐放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有着深厚学术自由传统的一批精英大学。作者浸淫于位于塔尖的精英大学，但却能站在批判的视角冷静审视美国精英大学的种种不是，这不能不得益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传统。尖锐的批评往往直击对象的痛处，刺耳而尖刻，有时批评者也难免主观和武断，但对于精英教育来说，有则改之，无者加冕。译者和校者都是上世纪70年代中西部农村生人，是那种小时候只见过猪跑，但很少吃过猪肉的人，在教育的大染缸里，仍然保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教育的精髓不应该在于制造阶层，而应该在于使受教育者明白和践行这样一种大道理:人是生来平等的，这更是精英教育应有的担当。
精英教育的弊端威廉·德瑞斯维兹[著]肖地生[译]杨向峰[校][摘要]文章探讨了精英教育存在的一些弊端：它给学生灌输“高人一等”的自我意识，使学生疏远于他者，钳制了个人生活心智的成长；它提供“平庸”和“安全”的诱惑，使学生错误地自我估价，害怕失败，不敢冒险，不敢正视内心真实的呼唤；它教给学生的仅仅是现实生活成功所需要的分析能力和修辞技能（口才），而忽视真正的人文教育，使学生缺乏自由而独立的思考；它所指向的学生热闹的繁忙和社交，使得学生丧失了独处的能力和孤独感，个人内省的前提不复存在，过一种独立的负责的知性生活变得更加遥远，等等。文章认为，精英大学之所以存在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塑造心智而不是传授谋生之道。
[作者简介]威廉·德瑞斯维兹（WilliamDeresiewicz），《国家》（TheNation）杂志撰稿人，年被提名为第44届美国“国家杂志奖”（评论类），年至年在耶鲁大学教授英语。
在我35岁左右的某一天我才发现我所接受的教育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那时我刚买了一幢房子，由于管道需要维修，因此请来了一名管道工。他站在我家的厨房，身板结实，五短身材，留着山羊须，戴着一顶“红袜子”球队棒球帽子，一口浓重的波士顿地方口音。我突然发觉自己在他这样的人面前茫然失措，不知该说什么话。天壤之别的人生经历，无法猜测的价值观以及让我感觉如此神秘的语言，使得我们之间竟然连简短的对话都无法进行。接受了14年的高等教育，手握一把的常青藤盟校学位，但是，那一刻我却只能僵硬地傻傻地站在旁边，茫然于我的哑口无言。我的一位朋友后来称呼这种情况为“常青藤智障（Ivyretardation）”。我能够与来自别的国家的人，用外语进行对话与交流，但是却不能够与站在家门口的同胞进行简单的交流。因为精英教育教给你的最终的一样东西是其本身的缺陷，所以对于我来说，花费如此长的时间才发现其缺陷一点也不吃惊。我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十几年使我明白，精英大学不负责任地让它们的学生自以为进了大学就意味着万事顺利。当然，精英教育的好处是无可否认的。至少你学会了思考的某些方式，接触到各种能使你的生活变得富裕的机会。事实上一些机会在被创造的同时，另外一些机会也在失去；一些能力获得发展的同时，别的能力也在削弱。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你会觉得震惊，而且是不可想象的。我谈论的不是课程或者文化战争，不是美国精神的封闭或者开放（译者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由艾伦·布鲁姆所著，作者在书中对美国文化中的开放、多元化、自我中心进行了剖析与反思，展示了人们在理性、思想自由、民主等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不是政治正确、准则构成诸如此类,等等。我要讨论的是这种意识对立在其中展开的整个体制。这不仅仅是常青藤盟校和其他名校，而且是那个让你首先进入其中的机制：向这些学校输送人才的私立和富裕的公立中学，日益增加的家庭教师和备考的课程以及配套的精英素质教育辅导项目，整个狂乱的招生和其他一切相关的东西。在精英大学教室的周遭，价值观被不停地灌输。当全球化使得经济不稳定日益加重时，我们作为学生，作为父母或者作为一个社会，正日益束缚于教育利益的巨大装置。随着如此多的资源倾斜于精英学术圈，如此多的人们竞相争夺这处于阶梯顶端有限的空间，值得一问的是最后你在其中真正获得了什么，我们都获得了什么，因为今天的精英学生——就如他们的学校总是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的——是未来的领导者。精英教育的第一个弊端是，它让你无法与你不一样人交流（这是我那天在自家厨房里突然意识到的一点）。精英学校骄傲于它们的多元化，但是那样的多元化完全是种族或者民族方面的。从阶层的角度来看，这些学校大部分正日益同质化。参观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任意一个精英校园，你可能会激动于这温馨的场景：白人商人和专业人士的子女与黑人、亚裔、拉丁裔商人和专业人士的子女一起学习和娱乐。同时，由于这些学校倾向于培养自由主义思想，倡导为工人阶层代言，然而它们的学生却不能与他们其中的任意一个进行简单的对话，所以它们把学生置身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从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和克里的身上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一位来自哈佛，一位来自耶鲁，他们诚实、行事得体而聪明，但最后都无法与大部分选民进行交流。但这不仅仅是阶层的问题。我所受的教育让我去相信那些非“常青藤盟校”或其他名校的学生不值得去搭理，不管其来自哪个阶层。学校向我们传达一个再也明确不过的信息：那些人就是低我们一等。这些精英学校喜欢挂在嘴边的是，我们是“出类拔萃的人”（thebestandthebrightest）（译者注：《出类拔萃的人》一书由美国普利策奖得主、资深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所写，文中作者以反讽的笔调，讲述和反思了肯尼迪政府里的那些绝顶聪明的哈佛精英使美国深陷越战泥淖），别的人都不如我们，如此等等。当人们告诉我他们上的学校并不怎么出名时，我学会了礼节性地点点头，发出“哦”的一声，表示轻微的同情。（如果我上的是哈佛，当被问及在哪里上学的时候，我学会了如此的回答，“在波士顿”——那是贵族行为理应高尚的剑桥说法。）我从来不知道由于阶层的原因，那些没有上过精英大学的人当中同样有着聪明的人；我从来不知道那些根本没上过大学的人当中同样也有聪明的人。
我也不知道聪明的人也有不“聪明”的。智力的多样性存在已经是一个常识，但是无论精英大学如何喜欢以一些演员或者小提琴手点缀每一届新生，他们选择和发展的仍然是一种形式的智力：分析能力。而这正是所有大学的真实情况，精英学校尤其如此，由于他们的学生（以及老师和管理人员）高度拥有这种形式的智力，所以更易于忽视别的形式的智力的价值。人们一般更倾向于珍视自己最擅长的和对自己最有利的东西。但是社会智力和情感智力以及创造性智力，这三种智力在教育精英群体中并不突出。所谓最好和最聪明仅仅是就某一个狭窄意义而言。要意识到这一点，就必须跳出教育精英这个群体。那么那些在任何方面都不聪明的人们怎么办呢？我有一个朋友，她毕业于一所非常一般的普通公立中学，毕业后上了常青藤盟校。她曾经说过，在这个如此平庸的学校，她学会了与不聪明的人打交道。有的人从精英大学角度来看是聪明的，有的人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也是聪明的，还有些人根本就不聪明。如果说认识他们只有通过交流这条唯一的通道，那么不知道如何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交流都是件令人尴尬的事情。精英高校应该提供人文主义的教育，但是这种教育第一要义就是古罗马剧作家特伦斯(Terence)所说的“与人相关的就和我有关（nothinghumanisalientome）”，然而精英教育的第一个弊端却是它使得你与别人产生隔阂。精英教育的第二个弊端，实际上上述就已经暗示了，就是它灌输给人以错误的自我估价感。考进名牌大学，在名牌大学学习，从名牌大学毕业等等都卷入了数字上的排名：学术能力测验（SAT）,平均绩点（GPA）,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RE）。你学会了根据这些数字来看待自己。它们不仅决定你的命运，而且表明了你的身份，不仅表明了你的身份，而且决定了你的价值。据说那些考试真正衡量的是你应试的能力，即使它们能够衡量一些真实的东西，也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就出在这里，学生们被教会去忘记这个事实，学习成绩成了主导，在某一方面较好成了在所有方面都好。当然，以自己的智力和学识自豪并无什么不对，错误的是从接到入学通知的厚信封那一刻起的那种由精英学校所纵容的沾沾自喜和自鸣得意。从入学到毕业，有一个信息暗含于每一个语调和充斥于每个人的头脑，每一个名校的传统，学生的每一篇文章以及系主任的每一个演讲。这个信息就是：欢迎加入这个俱乐部。言下之意是：你和这里代表的一切相称。当人们说精英学校的学生有一种强烈的权利感，那意思就是说这些学生认为由于自己SAT分数高所以就应该获得比别人更多。在耶鲁——毫无疑问在别的地方也同样如此——这种优越感如此直白得让人尴尬。大学的有形结构——其书院或者学院，有着哥特式的石头建筑和铸铁的大门——由紧锁的大门所构成，那些大门镶嵌于环绕的城墙中。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决定他们进入哪个大门的门卡。这个大门，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治理的隐喻——因为大学的社会结构，当然也包括每个精英学校，也是以这种相同的方式而构成。精英大学是一个个被紧锁的大门所护卫着的堡垒，只有入选者才能获得许可进入。学生渴望着在那些大门里面建立更多的大门，建立更大排他性的特殊王国，这种渴望所展示的才能就是他们从其中学来的。在耶鲁，存在着许多著名的秘密社团，或者它们应该被称为众人皆知的学生秘密社团，因为真正秘密的话反而达不到他们凸现成员身份的目的。把人们排除在外毫无意义，除非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被排除了。然而精英教育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它让你觉得智力和学术成就在某种道德或抽象意义上能够衡量一切价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精英学校的毕业生并不比所谓愚蠢的或者平庸的，甚而懒惰的人更有价值。他们的痛苦并不比别人更深，他们的灵魂和别人一样。如果我信教的话，我会说，上帝并没有爱他们更多。政治上的含意应该很明确。就像英国学者和美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告诉一年长的精英人士，凭借大脑的优势攫取所能获得的并不比凭借拳头的优势去获取来得更加高尚。“工作总是必须有人做”，罗斯金说，“而且工作总是需要有人指挥……但是在成为工作指挥者和获取工作的利益之间大不相同”。
政治上的含意并不仅限于此。精英教育不仅仅把你引领进更高的阶层，而且教你如何适应那种生活。我是通过自己的经历甚至我的学生的经历与一位上克里夫兰州立大学的朋友的经历进行对比才明白这一点的。在耶鲁这样的学校，虽然也有如期交作业和不旷课的要求，但没有人把这当一回事。可以申请延期交作业；因为旷课而扣分的警告几乎没有或者很少兑现。换句话说，在耶鲁这样的学校，学生永远有数不清的第二次机会。但是在克里夫兰州立大学这样的学校，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我的朋友当时在外面兼职，因为时间冲突期末论文晚交了一个小时，这导致她的那门课程只得了个D，尽管她以前在该门课的各种测验都是A。这也许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精英学校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象的还有，就是她找不到诉求对象。作为耶鲁这样学校的学生，他们有着一群顾问和导师以及系主任来为他们迟交作业而说情，在他们需要额外的帮助时给以援手，在摔倒时来给他们以搀扶。但是克里夫兰州立大学这一类学校的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他们获得的是来自于漠不关心的管理机构批发的教育，他们面对的是冷冰冰的职员。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来访的要人以及与名流共进晚餐，然而这些对耶鲁这样学校的学生来说很寻常。他们也很少有那种特别的研究资助，而在耶鲁这样的学校却是名目繁多：旅行资助、研究资助和各种成果奖励。在我所任教的系每年都向学生提供大笔的现金奖励，从新生论文到大四学生的研究课题，名目繁多。今年，仅仅在一个系，这些奖励额就超过9万美元。克里夫兰州立这类大学的学生也不可能仅仅因为做了功课就能获得A-。一直以来就存在人为的分数膨胀现象，这已经成了丑闻，但更令人不齿的是分数膨胀的不平衡。40年前，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平均GPA都是2.6左右，仍然接近传统的B-/C+曲线。但是从那以后，各个大学的平均GPA就有一直上升的势头，当然并不是以相同的数字攀升。现在公立大学的平均GPA是3.0，也就是B;而私立大学大约是3.3，略低于B+；在常青藤大学，该数字则接近于3.4。但是大学里总是有学生完不成作业；或者为了好玩和完成要求而选修跟自己专业差异很大的课程；或者一开始就是通过运动特长和家庭关系而进的大学的学生，其条件达不到学校的入学标准。然而不管如何，像耶鲁这样的学校，学生只要上了课并认真完成了作业，基本上都能获得A-。简而言之，大学是按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所拥有的社会地位的方式来培养他们的。克里夫兰州立这样的大学，它们的学生毕业后所处在的是整个社会阶层体系的中间位置，或者某个官僚体制的中间部位。他们的生活中很少有第二次机会，很少有延期，很少有支持，机会面也很狭窄，那是一种从属的、监管和控制的生活，有期限而无指引的生活。而耶鲁这样的学校，情况正好相反。精英都习惯认为自己是属于能者，居高位理所当然，也许这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精英大学的入学非常难，但是你一旦进入了，就基本上不再有被踢出门的危险。即使是最卑鄙的学术失败，最可耻的剽窃行为，甚至是对同学的肢体伤害的威胁——这三种情况我都曾听说过——都不足以使他们被开除。这感觉就是：哎呀，这不公平。换句话就是，这是精英家庭出身的男生间的相互提携（尽管现在也有女生加入）。精英学校培育了卓越，但它们也培育了正如我认识的一位前耶鲁毕业生所说的“有资格的平庸”。A是卓越的标志，而A-则是“有资格的平庸”的标志。这与其说是一个分数不如说是一个承诺，它有另外一个喻意。这意味着，别着急，我们会罩着你。你可能不是最优秀，但你已经足够好了。大学里的一切也反映了成人社会的行事方式。对于精英，总是会有另外一个延期——得到高层的救助、原谅和在疗养院修养——总是有许多人脉和特别的津贴——乡村俱乐部、会议和年终奖金以及分红。如果说戈尔和克里代表了精英教育的特色产品之一，布什则代表了另外一种。布什就是“有资格的平庸”的典范，他入读于耶鲁决不是巧合。“有资格的平庸”正是他那届政府的运行原则，但是像安然公司、世界通讯公司以及发生在年左右网络行业泡沫化期间的其他丑闻所显示的，则是作为公司化美国的运行原则。那些平庸的公司CEO们拿着优厚的薪水则说明了成人世界的A-现象。任何还记得安然公司CEO肯尼斯·莱（KennethLay）面对多方指责时表现出来的委屈和假惺惺的诚意都对这种心态深有所悟——即只要你进入了这个俱乐部，就意味着你拥有上帝所赐给的永远待在这个俱乐部的权利。当然你也没必要去记住肯尼斯·莱这个人，因为路易斯·利比（LewisLibby，绰号Scooter，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特别助理）事件中（译者注：“情报门”丑闻），这整个一幕又重新上演，他也是耶鲁的毕业生。如果说精英教育的不利之一是其诱使平庸，另外一个则是其诱生安全感。当父母们解释为什么拼命要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时，他们大多都会说是因为这样的教育所带来的机遇。但是他们能同时明白这样的教育所不能给孩子带来的那些机会么？精英教育给你创造成为富人的机会——基本上这正是我们所谈论的东西——但是，这也同时拿走了不成为富人的机会。而且后者是美国人一直珍视的最伟大的机会之一。我们生活的当下社会，其本身的财富足以为整个社会各个阶层提供一种体面的生活，而在别的国家或者在更早的时期生活中还有贫穷和并不体面的现象存在。在美国，不管你是学校老师，还是社区组织者，不管你是人权律师还是艺术家，都可以生活得舒适，只要舒适这个词的定义合理。你不得不居住在一个普通的房子里而不是曼哈顿的一个公寓里或者洛杉矶的豪宅里；你不得不开本田而不是宝马或者悍马；你不得不在佛罗里达度假而不是在巴巴多斯岛（barbados）或者巴黎。但是当你日常生活中失去做你信仰的工作，做你适合的工作以及做你喜爱的工作的机会时，上面这样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这确实是精英教育所无法给予的机会。我怎么能做中小学老师呢——对于我昂贵的教育那不是一种浪费么？难道我不是在浪费我父母辛辛苦苦提供的机会么？我的那些朋友会怎么想呢？当同学个个是纽约富裕的律师或者要人时，我将怎么去面对20年的同学聚会呢？所有这些的后面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这怎么能和我相称呢？因此，所有的可能性都关上了门，你错过了你内心真实的呼唤。并不是说精英大学的学生毕业后不敢从事风险更高、经济回报更低的职业，但是即使他们敢，他们也比别人倾向于更快地放弃。（我们不讨论那些来自特权家庭的子弟不上大学或者延迟几年入学的情况，因为无论这些选择有时如何适宜，我们僵硬的教育心理已经把他们置于可能性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孩子在上大学时就像梦游一样，对自己的举动一无所知。）这看起来似乎无法理解，尤其是因为精英学校的学生毕业时一般很少有债务在身而且更有可能用家里的钱过渡。我是听到系里的一对研究生（两人的本科学校一个是哈佛，另一个是耶鲁）的谈论才意识到这个现象。他们正在讨论关于写诗的尝试，他们大学的朋友在一两年内就放弃了，而他们认识的来自于更不出名的学校学生却还在坚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精英学校的学生期望成功而且立刻就想成功。在他们的字典里，他们的自我感是围绕成功的能力而构建的，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别的东西。失败的想法让他们恐惧，使他们迷失方向并击垮了他们。他们的整个生活被失败的恐惧——通常来说，首先是他们父母对其失败的恐惧——所驱使。当我第一次考试失败的时候，我走出房间感觉我不再认识自己。第二次失败后，感觉要放松得多；我开始明白失败并不是世界的末日。但是假如你害怕失败，你就不敢去冒险，这是精英教育最后而且最让人感觉可怕的弊端：这完全是反知识（智）的，而且是反直觉的。至少在狭义的学术意义上，精英学校的孩子难道不是周围人群中最聪明的一群？难道他们学习没有别人努力——甚至比他们上一代努力？他们是的，而且也比别人甚至比他们上一代更努力。但是，智慧和智力并不是一回事，增长智慧不仅仅要完成功课。如果那么多大学新生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也难怪。他们是体制的产物，这个体制除了布置下一个任务，很少叫他们去思考更大的问题。这个体制忘记要教给他们，在通往著名的大学和赚钱的工作的路上，最重要的成就并不是一封推荐信，一个数字（分数）或者一个名字（学校名字）就能衡量的，教育真正的目的是塑造灵魂而不是传授谋生之道。成为一个智者，首要的是对思想有热情——而不仅仅是为了打发一个个学期，为了取悦老师或者为了获得一个好的分数。我的一位在康涅狄格（connecticut）大学任教的朋友曾经跟我抱怨道，他的学生不为他们自己思考。我的回答是，耶鲁的学生会为自己思考，但仅仅是因为他们知道老师希望他们如此。我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有许多很好的学生，他们聪明，善于思考而且富有创造力，与他们一起讨论和学习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但是他们中大多数看起来满足于教育为他们划定的框框。只有一小部分学生把教育看成是更为宽广的精神旅行，他们以虔诚的灵魂去跋涉思想的旅途。很少有学生去奇思异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从大学本身得到的支持非常少。在我看来，像耶鲁这类大学并不有助于探索者。耶鲁这种地方不是简单地为帮助学生去提出大问题而设立的。我并不认为在美国的大学曾经有过知识主义的黄金时期，但是在19世纪学生至少可以有机会去听到这样的问题，在小教堂或者当时流行校园的各种文学社团、辩论俱乐部，这样的问题经常被问起。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随着人文主义理念在美国大学的兴盛，在拥有很强的教学使命感的教授课堂里学生本来可以邂逅到这些大问题。虽然这样的教授在这个国家仍然存在，但是学术的高度职业化使得他们在今天的精英大学里几乎灭绝。在一流研究型大学里，对教授的评估几乎都是基于他们的学术进行的；花精力于教学等于是浪费时间。如果学生想在大学里体验人生的转变，他们最好去四年制文理学院。当精英大学吹嘘它们教学生如何思考，那意思实际上是教给学生在法律、医学、科学和商业方面取得成功必需的分析能力和修辞技能（口才）。但是人文教育应该不仅限于此，应该意味着更多的东西，然而大学只是稍稍理会这一点。因此当学生刚进入大学时，他们听到的许多演讲告诉他们要勇于提出大的问题；毕业典礼时，他们听到更多的告诉他们去提大问题的演讲。然而在这两者之间，他们把四年的时间花在课程上，而这些课程训练他们去问小问题——专业课程由专业的教授来上，瞄准的是专业的学生。尽管宽博观念暗含于自由艺术教育的真正的理念中，但是招生过程却是日益选择那些已经开始从专业角度设计自己未来的学生——成为记者、天文学者、语言专才。我们正漫不经心地迈向被美化的职业培训之路，精英学校也不能免俗。实际上，这正是那些学校所想要的。精英学校鼓吹培养领袖而不是思考者——权力的拥有者而不是批判者——是有原因的。独立的思想意味着拒绝效忠，而预算资金大量来自于校友捐赠的精英学校，正被更加强烈地要求培养对机构的忠诚。我的一个跟其祖辈和父辈一样就读耶鲁的朋友说过，耶鲁大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产耶鲁校友。当然，为了使这个系统运转，那些校友需要钱。在耶鲁，学生从人文学科或者基础科学专业转向更实用的专业比如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的现象长期以来被学校行政部门的漠不关心所纵容。对于那些对法律、医学或者商业不感兴趣的学生来说，耶鲁的职业咨询办公室毫无用处。精英大学对于大批涌向华尔街的毕业生也毫无谏言。事实上，他们正在把他们引向这条路。文理综合性大学正在成为公司化大学，它的重心正转向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学者的专门知识可以转变为赚钱的商业机会。那些对思想充满热情的少数学生会发现自己越发感到孤立和困惑，这丝毫也不奇怪。去年我与他们中的一个谈论起关于他对德国浪漫的教养（bildung）思想（灵魂的构建）的兴趣。然而，他的回答是——那时他已经是个大四学生了——当你周边的人都在为换取工作出卖灵魂的时候，你很难去塑造你自己的灵魂。然而高于对思想充满热情的知识生活还有一个维度，尽管我们的文化已经被彻底地清洗过，即使是我的最机警的学生也难以理解它。这也一点都不奇怪。自从18世纪出现知识理念以来，在其核心，对社会变迁的承诺一直存在。成为智者意味着朝一个好的社会的方向进行思考，然后通过向权力解释真理试图去实现好的社会。这意味着精神上的放逐，意味着在孤独的自由中发誓放弃你对上帝、对国家、对耶鲁的忠诚。这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还需要想象力和勇气。Stepherdedalus说，“我不害怕犯错误”，“即使是一个大错误，一个终身的错误，也或许是永恒的错误”。成为智者开始于用你的假设之外的方式和迫使你遵从的制度之外的方式思考。但是进入精英学校的学生正是那些在制度内游刃有余的人，因此让他们去看制度之外或者去明白制度本身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他们进入大学之前很久，他们使自己变成一流的跳铁环者（顺从者）和讨老师欢心者，在每一门课上都争取得A，不管该老师的课是如何乏味或者主题是如何漫无目的；完成八到十种课外活动，不管自己是多么想用这些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相反的，与那些最著名的大学相比，第二层次的学校可能形势要好些，特别在自由艺术学院。一些学生最后选择第二层次的学校，是因为他们几乎跟哈佛或者耶鲁的学生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少些天赋或者驱动。但是另外的一些学生选择这些学校是因为他们有着更独立的精神。他们没有全优是因为他们懒得去迎合每一堂课。他们专心于那些对他们最有意义的或者以简单而持久的热情专注于一个课外活动或者那些与学校无关甚而与大学申请无关的项目。也许他们只是坐在屋子里，读大量的书和写作。他们是一些这样的孩子：一旦进入大学，他们很可能对人文精神要比对学校精神更感兴趣，很可能去考虑的是带着问题离开大学而不是带着简历。在耶鲁期间，我很吃惊于每个人都如此的相似。在这个20世纪80年代曾经以同性恋闻名于常青藤盟校的大学，你几乎看不见嬉皮士和朋克以及艺校类型的学生，更不用说女同性恋等等。“极客”（geeks）看起来并没那么极端或者令人讨厌；时尚青年开始追求朴素的优雅。三十二种味道，几乎都是香草味。这些最精英的学校成了一些维持狭窄而令人窒息的常规的地方。每个人都感到了维持这种与成绩相伴随的状况的压力，你要获得好成绩，你就得老老实实。根据我长期做导师的经验，我知道并不是每个耶鲁学生都是合时宜的或者完全适应这种环境的，但是表面上看来，他们都中规中矩，这正是让我着急的方面。在他们的生活中，标准（规则）的暴政无所不在。这样的一个结果是，那些无法适应的（他们一般倾向于来自更贫困的家庭）就经常走向相反的极端：极端的不满和自毁；而另外一个结果是，大量的顺从制度的学生出现。几年前我在一个班上讨论过有关友谊的主题。一天我们正在讨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波浪》，小说跟踪了一群从孩提时代到中年的朋友。在高中，他们中的一个爱上了另外一个男孩。他想，“我能向谁袒露我自己迫切的爱情呢？……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在这些灰色的拱形建筑中，鸽子咕咕低吟，欢跃的各种游戏，传统和竞争，所有这些都如此熟练地组织着以防孤独感。”这是一个对精英校园相当精彩的描述，包括这个有关从不允许孤独的部分。我想知道我的学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上一个从来不会让你感到孤独的学校意味着什么？他们中的一个回答说，单独坐在房间里确实让我感到不舒服，甚至当我必须写文章的时候，我还是更愿意与一个朋友待在一起。同一天，另外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做爱默生有关友谊方面论文的报告。他说，爱默生认为友谊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你避免孤独。当我问他们是如何看这一话题的，其中一个学生站起来打断我的话说，为什么你首先需要孤独呢？你能亲自做哪些和朋友一起不能做的事情吗？这就是他们：一个是失去了独处能力的年轻人，另外一个则看不到孤独的意义。以后有关隐私的讨论还有很多，但不幸的结果都是：孤独的丧失。过去常常是你不可能总与朋友们聚在一起，尽管你很想。而现在学生经常通过电子通讯保持联系，从来不会遇到互相找不着的情况。但他们必修的交际似乎并不能使他们建立更深的友谊。“我能向谁袒露我自己迫切的爱情呢？”我的学生在她朋友的房间写着论文，但是他们却没有心与心的交流。她很可能没有时间；的确，别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发现自己的同伴太忙了，根本就没有为亲近留有空间。当繁忙和交际没有为独处留有空间时将会发生什么呢？那天我跟学生要说明的是，进行内省的能力是过知识生活的基本前提，而内省的基本前提就是独处。他们听到这个后沉默了片刻，然后其中一个带着一点刚刚萌生的自我意识感说，“你的意思是我们所有的人就像一群真正优秀的绵羊（胆小鬼）？”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思想的生命在于某一时刻的思索：孤独、怀疑、抵抗的思索。孕育它的最好地方并不在教育体制内，这种教育体制真正目的只是为了再生产阶级。产生克里和布什的世界正在产生我们下一代的领袖。那个在高中三年级就开始满负荷修习大学预修课程（APcourses）或者大学修学双专业的同时编辑三份校园出版物的年轻人；那个任何一个大学或者法学院都想要的，但是课堂上却没有一个人想要的年轻人（译者注：课堂上只会顺从而不独立思考）；那个连呼吸时间都没有，很少单独思考的年轻人；却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经营一个公司、一个机构或者一个政府。她将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却很少有经验，有很大的成功但是却鲜有洞察力。精英教育的弊端就是它为我们提供已经拥有的或者即将拥有的精英。＊原文发表于《美国学者》（TheAmericanScholar）年夏（季刊），第77卷，第3期。中文翻译刊于《江苏高教》年第4期，摘要为译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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